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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聯通一網共治全息服務

合肥包河“大共治”模式高質量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

□ 本報記者 李光明

“新學期快開學了,我們家長再也不用為孩子們的安全擔憂了!幼兒園門前的馬路劃上線了,旁邊還騰出一塊空地修成了停車場。”這是安徽省合肥市觀湖苑幼兒園一個孩子的母親在家長羣裏發的一條微信,立即得到一連串點贊。

以前,幼兒園放學,馬路上站人、停車,孩子找家長、家長找孩子,亂作一團,秩序混亂不説,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現在人車都劃定了區域,孩子放學排隊也有了清晰站位,可以肯定以往混亂的場景不會再出現了。

這個事情不大,卻因涉及多個部門而長期沒有得到根治成為了難題,如今順利得到解決,這歸功於合肥市包河區創新推出的“大共治”治理模式。

包河區被稱為安徽省第一城區,2019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200億元。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包河區同樣高質量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探索推行以“平台匯、大聯動、網格治”為主體的“大共治”治理模式,運用智慧城市大數據技術開發社會治理信息化網絡平台,統合調度相關職能部門資源,統籌社會力量參與,以黨建為引領下沉治理重心,實行協同指揮、綜合協調、分級負責,依法處置社會治理領域存在的問題和矛盾,貼近羣眾訴求,讓羣眾更多地共享獲得感,從而保障城市穩定有序健康運行,促進城市社會和諧。

平台匯

變碎片信息為一體共享

在合肥包公街道“大共治”指揮平台,工作人員一邊接聽電話,一邊不停地調取實時視頻,給網格員下派工作任務,再把網格員處理情況及時進行回覆……這是包河區三級“大共治”指揮中心最常見的情景。

2019年8月29日,包河區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正式運行,標誌着“大共治”治理模式付諸實踐。針對當前數字化管理平台普遍存在的由於部門、街區分割造成的信息共享碎片化、平台部署分散化、支撐應用重複化、數據標準隨意化的現狀,包河區成立了由區委書記任組長、區長任第一副組長的“大共治”領導小組,強力推動“大共治”治理模式,系統整合業務流、工作流、信息流,以區級平台為中心,街鎮平台為樞紐,居村工作站、網格員手持PDA、微信公眾號等為基點,融合大數據分析研判系統,建立“大共治”一體化信息平台。

目前,由區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街鎮(大社區)網格化服務中心、居村共治工作站組成的三級運行體系初步形成。

包河區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主任楊永倫介紹説,區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負責“大共治”工作的指導、協調、推進和考核工作;街鎮(大社區)網格化服務中心負責受理區級平台的派單,並對區域內網格員自行發現的問題實行一口受理、統一派單、跟蹤問效;居村工作站在受理平台派單的同時負責整合居委會、業委會、物業服務企業、市場化管養企業等力量,建立居村前端自治工作機制,強化本區域內多種治理主體聯動,高效實施前端自治。

包河區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是“大共治”的中樞,其一體化信息平台具有“五項功能”。數據集成:按照直接合並、雙號並存、互聯互通等方式,分類整合市、區各類熱線平台;彙集城市管理、公共安全、公共服務等信息資源,建立統一的“大共治”數據庫,實現全區各級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聯動。實時監測:依據“大共治”管理服務清單,設置各類數據監測指標體系,依託平台對信息採集、分撥處置、核查反饋等業務流程進行監管,全面掌握全區各級各部門履職情況和工作成效。閉環處置:通過被動受理和主動發現,將社會治理中各類問題錄入“大共治”信息平台形成單件,按照責任歸屬分級處置,形成標準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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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協同:依託“大共治”數據庫和相關係統,對重點事項以及突發性事件進行智能化研判分析,匹配形成相應的處置方案,實現統一指揮調度。多元應用:挖掘系統數據價值,分析研判事件的發生特點、趨勢以及變化規律,為科學決策和精準施策提供支撐。

“建立健全大數據輔助科學決策和社會治理機制,推進政府管理和社會治理模式創新,實現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包河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李香賢説,“平台匯”是“大共治”的主體,實行“一網聯通、一網共治”,打造一體化信息網絡平台,將各級各部門日常管理和服務彙集到平台上,由區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統籌協調、監督指揮,織就“條、塊”之間一張網,打破信息壁壘,實現資源整合,破解了信息不共享、聯動不高效、權責不匹配等傳統條塊分割弊端,極大提高了治理效率。

大聯動

變條塊分割為有機融合

“這裏是110,請問……”在包河區濱湖世紀社區“大共治”指揮中心(綜合執法中心),這通電話着實讓記者有些意外,110電話可以直接接到“大共治”中心,由派駐中心的民警直接調度網格員進行處置。

派駐在中心的濱湖派出所民警倪蕾説,公安機關將5個公安非警務類案件直接流轉給“大共治”平台,由社區基礎網格處置,彌補了民警在物業管理、家庭矛盾糾紛調解上的短板,並從根本上減少非警務類報警的產生,壓降了警情。

由此,一支“社區110”隊伍正在合肥濱湖世紀社區成形,他們身穿“藍馬甲”,按照“社區110”指令會第一時間出現在非警務類報警現場,而且將發現的轄區“黃賭毒”等警情及時反饋派出所,與公安民警形成“雙出警”模式,解決了民警單出警解決不了的問題。

合肥濱湖世紀社區黨委副書記、綜合執法中心主任鍾震年説,社區建立了“4+X”綜合執法隊伍,城管、市場監管、派出所及交警的執法管理放在了社區,實行執法清單管理,匯聚各類執法力量,將原有職能部門資源和信息帶到社區,也能將社區的信息和資源反饋到原有職能部門,執法聯動按下了“快進鍵”。

推行“大聯動”運作,變條塊分割為有機融合,是包河區“大共治”城市治理模式的核心。

按照屬地管理、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原則,包河區推行了街鎮(大社區)綜合執法體制改革“三到位”。人員下沉到位,成立街鎮綜合執法中心,下沉執法人員至街鎮(大社區),建立街鎮(大社區)層面的“4+X”綜合執法隊伍,其中“4”是指城管、市場監管、派出所、交警4個職能部門,“X”是指安監、環保、人社、住建、農林水等其他部門,下沉人員實行“區屬、街管、街用”。職責明晰到位,全面梳理區級行政執法事項,釐清區、街執法管理邊界,明確區直執法部門和街鎮(大社區)各自應承擔的行政執法任務清單。執法聯動到位,根據違法行為的性質和危害後果,靈活運用不同執法方式——條線部門單一執法、街鎮綜合執法和區、街聯合執法。

位於合肥蕪湖路街道的“香港街”全長僅200多米,攤羣點日均人流量達上萬人,攤點管理鬆散、周邊無序、環境髒亂,羣眾意見極大。今年5月,藉助“大共治”平台,蕪湖路街道通過執法聯動,破解了這個老城管理難題。

“我們不是破拆了事,而是讓它‘涅槃重生’,街道制定了三步走方案,將這裏打造成主題特色街區,進行產業業態升級,真正實現由文明創建難點向老城復興亮點的華麗轉身。”蕪湖路街道黨工委書記蔡芳説。

包河區副區長王成軍説,社區是“塊”,各職能部門是“條”,“條”和“條”之間以往缺少有效快速的銜接機制,聯動就是實現層級之間、條塊之間的有機融合。“大聯動”能有效發揮執法中心的樞紐作用,能夠最大限度發揮聚合效應,握指成拳、聚樹成林,變分散薄弱的執法為集中有效的執法,執法力量得到鞏固與強化,通過建立以“按時辦結率、公眾滿意率”等為核心的考核指標體系,將下沉執法力量納入“大共治”綜合考核範疇,有效破解“散”和“亂”的局面。

網格治

變粗放管理為精細治理。

合肥寧國路是有名的龍蝦一條街,每到盛夏,這裏的小龍蝦經營者基本都要營業到凌晨以後,加上地攤經濟活躍,給這裏的管理增加了不少難度。

“‘大共治’指揮中心為我們高效監管提供了支撐,可以及時發現問題、第一時間趕到事發現場處置。”包公街道城管隊員查炳坤説。

更讓像查炳坤這樣的執法力量有底氣的是,他們身後有一支強大的基礎網格作為支撐。包河區提出了“大共治”基礎網格的概念,就是以居民區、道路、自然要素為基礎,根據轄區實有人口、建築物、沿街門店等要素的數量、類型及綜合管理難度,劃分為若干個邊界清晰、大小適當的工作單元。

“基礎網格按照一張網格、一個清單、一支隊伍、一套機制、一把尺子‘五個一’標準進行組建。”王成軍説,“大共治”平台首批將涉及安全隱患、明顯影響城市環境、羣眾關注的焦點等問題納入管理服務清單,共計11大類118小類,明確了每類問題在不同環節的責任主體、處置流程、處理時限、結案標準,解決了權責不清、標準不一的問題,為“大共治”業務單件“派遣的準、指揮的動”提供依據,實現來源可查、去向可追、監管留痕、責任可究。

網格化治理是包河區“大共治”治理模式的基石,目的就是要推動全民參與社會治理和為民服務,做強做實前端居民自治。包河區以黨建為引領,將網格化治理與“紅色領航、和美小區”建設融為一體,將黨的支部建在網格上,網格長由支委委員或支部書記擔任,保證了基層治理有主導、有組織、有向心力,同時基層網格以開放性架構吸納各方資源和力量參與社會治理,組建網格自治隊伍,充分發揮市民廣泛參與和自治的積極性,實現全民參與、全民共治。

“城市社會治理現代化,就是要打造優良的公共空間、安全的公共秩序、整潔的公共環境和高效的公共服務體系,不斷滿足市民在生產生活中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提升城市文明的品質。”李香賢説,包河“大共治”將堅持平台信息服務和網格員貼心服務有機統一,突出以人民為中心,把為民服務貫穿於社會治理全過程,最終提升人民羣眾的獲得感、滿意度和幸福感。

編輯: 汪永祥 返回4px自提點4px自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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